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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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24, 2007
也许他就是中国的韦尔奇
本色王石：其实我不是英雄(图)
从珠峰大本营藏族群众献上的哈达，到首都机场迎接的鲜花，成功登顶珠峰后不过半个月，王石和他的队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面对鲜花和掌声，透过闪光灯和赞扬声的重重包围，王石沉静地告诉记者：“我不是英雄。”
不过是一次登山活动
可能是数月来一直绷着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抑或是应接不暇的活动和被访令人心神俱疲，眼前的王石比起半年前明显瘦削了一些。“这些天，还没顾得上仔细体会攀登珠峰的收获与心得，登顶成功回到大本营后，我们就接到了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然后是拉萨，成都……一路上庆功宴、欢迎会，还有各种酒会，根本没给我时间能慢慢回味和体会。我和队友们受到对待凯旋英雄一样的欢迎，都有些不适应呢。其实，我们不过是参加了一次登山活动。”
“今年适逢成功登顶珠峰50周年，在这50年里，那些没能登顶甚至牺牲在途中的人们是最悲壮的。当时在珠峰参加攀登的南坡有35个队，北坡也有27支队伍，有一支中韩联合登山队中还有两名藏族女队员也成功登顶了。但是，只有我们回来后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还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像凯旋般的英雄一样，得到无数的荣誉。说我们是英雄，真让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它确实只是一次个人行为。”
“我们在山上呆的这两个月，正是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如果说我们的成功登顶鼓舞了全民战胜‘非典’的信心，那么，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抗非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才是鼓舞我们攀登的原动力。我们真的不什么英雄人物，那些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才是真正的英雄！当五星红旗飘扬在珠峰峰顶时，我们的心中满是自豪，但是，回来后，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和待遇，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据悉，成功登顶的王石和队友们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在我国，只有奥运冠军才能受此殊荣。
10年后我就自己来破这个纪录
创下52岁成功登顶珠峰纪录的王石，很不拿他的“高龄”当回事。按照他的参照系来看，现在登雪山是正当年。
“很多人认为我这个年龄已经很不容易登山了，我认为年龄不是问题。我们知道，登山不仅需要充沛体力，也要有丰富的经验，需要处理很多意想不到情况变化。比如说，我们这支登山队下来后都有程度不同的受伤，但只有一个人完好无损，那就是我。这是丰富的生活经验帮了我，相比于其他队友，我身体四肢可能不如他们，但是我有经验。”
“这次登珠峰是难度最大的一次攀登，从始至终我却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我想这跟自己采取的新战术有关：我不能消耗任何额外的体力，我的节奏兴奋点一定把握非常好，绝对不能提前兴奋，更不能该兴奋兴奋不起来。这次登山的时间非常长，有两个月，如果提前兴奋，整个精力发挥出来，真正登顶你就没有精力了。于是，任何和登顶无关的事情都被我降到了最低点。比如我喜欢照相，喜欢高山摄影，但这次别说专业设备了，就是傻瓜相机，我都很少用。尽量减少额外的动作，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登顶上。自始至终，我都保持了一种心静如水的状态，我想这可能是我连续四年登山，也提高到一个新境界了。”
“登山是一个需要毅力的运动，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中年人比较适合登山，我觉得我现在登山应该是正当年。前些天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有人问我对这个年龄纪录感觉如何？我说这个纪录是咱们国内的，国际上登顶纪录是63岁，希望国人尽快把我这个纪录破掉，十年之后如果国内还是这个纪录，我自己来破。”
不想做水手的船长
原本计划2006年攀登珠峰的王石，提前三年便达成了心愿。被问及58岁要去航海的计划会不会提前时，一向侃侃而谈的他却三缄其口。
“其实，我个人除了登山以外，也喜欢滑翔伞、滑雪、滑赛艇这些极限运动，准备航海那是再增加一个，不能自己固步自封。登山是因为这次传媒的力量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余从事什么运动真的只是我个人的业余生活，我不愿意将个人生活更多地在公共场合宣传。但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因为准备这些活动都需要花销，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准备还是要努力工作！”
“因为要航海，就要看你自己的经济收入。像我这样的收入，估计计划买一条帆船要在 2000到20000美金之间，或者说多点，30000美金，也就是人民币20多万。问题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买船的问题，航海要接受专业训练。我当然不准备当水手，我想当船长。当船长要接受训练，据我了解，训练一般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聪明、灵活点的四个月可以拿到船长证。我这样喜欢登山，有高山反应就时间长点。大致是这样的。其他方面我不想再多谈，它只是一项我很喜欢的运动而已。”
“我想喜欢登山、飞滑翔伞，还有航海这些极限运动是因为我的性格决定的吧，我觉得每一次挑战极限并超超极限的过程，对我而言都是一次修炼。”
不要把我当个工头来要求
可能是近日来接受了太多媒体的“疲劳轰炸”，也可能是网上关于“王石该不该冒险攀登珠峰”的讨论令人感到一些困扰，谈到未来，那张曾在商场中呼风唤雨而不动声色的面孔，突然透出一丝疲惫，一向清亮的嗓音也变得嘶哑起来。“对于未来，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什么，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我登山两个月，万科一切运转正常，从我们进山后，伊拉克战争开打到全国抗非典的一切信息，我每天都会通过先进的通讯手段得到信息，沟通不是问题。况且，万科运作到现在，已经建立了接近西方成熟企业的比较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运作方式，不会像依然采用家长制的企业那样，一旦创始人出现某种意外，整个公司就垮了。”
谈到“从事登山这样危险的运动是不是对股东和股民不负责任”的问题时，王石面对镜头哈哈一笑，“登山纯属个人爱好。上市公司的高层只要出了事，一定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万科也不例外。但是，许多国外的企业家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个人爱好，比如甲骨文公司的董事长率领他的团队夺取了9次美洲杯帆船赛的冠军。对股东最负责的应该一种透明度。要让他明确知道，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做什么。”
他一再强调：“不要把我当个工头来要求！”
“作为董事长要扮演三种角色，在决策上要确定公司的方向，第二是决策监督任务，第三，有责任去培养新人。如果一旦王石离开万科，万科就稀里哗啦，那这就是一个病态的企业。”
尽管，王石一再声明，自己不是英雄，登珠峰也不过是自己十余次登雪山活动中很普通的一次，但至少这一次，他成了家人心中的英雄。采访结束前，他告诉记者，成功登顶后，他接到远方的电话，电话中是太太第一次由衷地夸奖……
采访手记
提到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还有与其事业同样精彩的美洲杯帆船赛生涯，王石和我谈起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哲学。短短五分钟的话题，他多次提到了一个概念：现代企业制度。那是保证一个成熟企业持续并长远发展的关键。相较于个人的信誉、能力和行为，也许王石宁愿股民们将所有的信任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万科所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上，也正是有了完备制度与合理的运作方式，作为掌舵人的王石才敢于去爬雪山，玩滑翔伞，甚至驾船远航，去冒更多的险。
看一看缔造“维珍帝国”的布兰森和创造CNN传奇的特纳，他们都是在不断挑战极限并超越极限后，开拓了视野，体现在事业中，便是更高层次的跨越。半年前的那次采访中，王石曾经说过：“登山之后的乐趣就是，离开都市的你会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文明给你的东西。”
1997年，王石对当时的万科已经很满意，但是在西藏呆过一个月后，他超越了极限，挖掘出自己的潜能，也改变了看法。于是，有了后来万科的战略转移和发展，以及今天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登山时作为个体的王石，不希望成为影响万科全局的“英雄”。他的梦想是：“我不在万科时，万科要比我在的时候还要好。”在他去登山的那段日子，万科的一切运转正常也一直是他引以为豪的事情。计划不久后去航海的王石，当然也希望能在更开阔的领域和见识中，寻找到人生乃至万科的新航向。
星期日, 五月 20, 2007
星期一, 三月 12, 2007
农村教育：漏斗经济下的“剪刀差”
2003年的文章，今天看来也深有感触，
作者的最新博客地址http://mumumu.bokee.com/
最近，国家教育部组织近百名专家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正式公布，这项成果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战略构想与具体行动方案，同时，许多长期沉淀在教育系统中的问题也被提到了研究和解决的台面上：比如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比如说人力资源的巨大与人口整体素质的差距明显，比如说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教育关怀”和“弱势补偿制度”的提法成为这项成果最受关注的“兴奋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上诸种问题的存在有一个相同的“瓶颈”和“死结”，就是都关涉到“农村教育”的难题和困境，农村教育的“贫困”中所包含的许多制度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很难迈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步子——那么，农村教育的症结又在什么地方呢？
“剪刀差”作嫁衣裳
常在农村调查，熟悉农村盛传的两个不成文的公认“定律”，其一称之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在一个不太富裕的村镇，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也就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
其二称之为“蠢儿理论”：书读得越来越高的人家羡慕邻居生了个“蠢儿子”，不用花钱供他读书，自己挣的钱自己用来做房子，全家都高兴，可偏偏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太聪明，一门心思从小学读到大学，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他们身上，还欠了一大笔债，大学毕业了又怕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借钱为他们“找路子”——留在农村的爹妈还是得自己挣钱还债，越想越划不来，看来，还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气。
农村致富的本质出路是依靠教育——这似乎是新闻报道宣传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为何在今天，农民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仅没有富起来，反倒生计困顿？从这种尴尬的“赔本生意”中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所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与困境。
农村经济可谓是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建国之初的价格“剪刀差”牺牲了农业支撑起城市今日繁华的工业基础，农业伤筋动骨，农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如今在教育领域，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剪刀差”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的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变本加厉地牺牲农村支撑城市：义务教育的名存实亡使农民直接承担起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成本，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大部分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而出去的人才因为缺少利益驱动而不会返回农村服务，农村付出了资金和人才的成本，最终取得“丰收”的却是城市。
1976年之前，财政拨款中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分配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省县具体执行，农村公社中学在贫穷和富裕地区可获得不同比率的资助，国家有责任在每个公社起码维持一所中学。农村学校在公社管理之下，由国家和地方资源共同支持，赤字将由上一级（地区或省）补贴，通过统一的国家预算，城市为农村、富裕地区为贫困地区补差。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农村教育承受了中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照。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1976年后的教育结构改革，城市教育成为这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农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承受与城市的“教育剪刀差”：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学生上大学作准备，这使城市教育可以继续接受政府的各项资助保障，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其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负上沉重的资金压力，以致于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资金和人才自然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而流向城市。由于乡镇一级的教育管理和经费筹措能力过于薄弱，农村教育和整体经济在这种“剪刀差”中暴露出重重的矛盾：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首先发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学生的学杂费，而这一措施又导致了严重的农村儿童失学现象。怎么办呢？县财政没有钱，乡镇财政好不到哪儿去，村里更是穷得不行，最后包袱被甩到学校，学校怎么有能力解决经费问题呢？结果还是增加学杂费，包袱还是直接到了农民手中。
农村教育就在这样的政策修补中度日如年，以至问题越积越深，压在农村家庭身上的教育成本投入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年初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2%，而县乡两级负担的87%基本上都直接来自农民 ——实际上，农民直接承担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培养成本，1999年6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的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的教育成本压力雪上加霜。
如果我们把上大学从以“农村家庭”转化到以整个“农村”经济体为分析主体，就会看到“漏斗”和“剪刀差”的影子：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是由农村承担。而最后学生大学毕业留在城市里工作，是由城市来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获智力资源的专业技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学生缺少返乡的利益驱动机制——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能够脱离黄土地，扎根到都市的繁华和富足之中，有几个愿意回乡支农创业；城市又缺少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对农村的教育成本付出缺少补偿，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大学生就业后从公司获得的工资收入并不属于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因为“农转非”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城市经济体中的一部分。农村教育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人作嫁衣裳”，赔了人才又贴钱。
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资金和智力支持，但在教育系统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化过程中，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最优秀的智力资源也通过高等教育这条路径走出农村。为了支撑孩子上学，家里的劳力到城里打工赚钱，劳动力资源也流入城市，结果赚回来的钱又会以教育投资的形式返回到城市。这几个循环中，资金、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流向了城市，农村仅仅留下了贫瘠的土地和绝望的炊烟。
“漏斗”中的空壳农村
实际上，通过城乡教育“剪刀差”这个漏斗的过滤，农村几乎成了空壳，经济发展在被掏空的基础上根本没法进行：为了供孩子上学，家里的劳动力跑到城市里打工赚钱；为了支付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的这费那费，必须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很多的家庭更是大举外债，借完亲戚借邻里，借完邻里借邻里的亲戚，曾经在报纸上见到过有个村庄举全村之力供养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的事情，总之是农村家庭通过各种途径聚集起来的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了城市，这个比例常常会占到每个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几百，而且殃及亲朋好友（农村因为供养一个大学生借穷一个家族的事情常有发生）；最后呢，能够通过高考走进大学的农村伢差不多都是农村的年轻精英，代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他们经过高等教育也走进了城市，有去无回，农村剩下的只是38617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农村教育筛选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进了城，淘汰下来的众多人力资源留在了农村，数量供给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伴随着低素质。据统计，我国1990- 1999年新增劳动力总数为1.89亿人，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才仅占3.5%，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占14.5%，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46%，有 36%的新生劳动力还达不到初级技术所要求的文化程度。目前，我国低素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留在农村，形成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农村靠什么来发展呢？
教育是农村致富唯一的出路，但在漏斗经济的“剪刀差”中，这条道路似乎被异化了——正是因为这条致富道路，农村成了空壳。“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二难困境折磨着农村，折磨着教育，折磨着农村家庭，教育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一条越挣越紧的铁链。
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更加剧了这种痛苦。1999年底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来自农村，城乡大学生之比是4：1。我国城乡人口之比差不多是2：8，那么，农村人和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之比就是1：16，为了上大学，农村伢要付出比城里孩子更多的努力。所以在农村里就流行着这样的逻辑：为了上大学，就得拼命挤进重点高中，为了挤进重点高中，就要多交更多的钱——这条路是“越陷越深越迷惘”。
作为每个追求私利的农村家庭是感受不到这种“漏斗”和“剪刀差”的，对于他们来讲，“农村经济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永远不会成为他们思考的主体，他们想到的只会是这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精打细算的落脚点总会落在家庭利益最大化这个层面上。他们只会想到光宗耀祖，家里出个大学生很光荣，上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培养个有出息的儿子以防老这些问题。他们不会想到这个过程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城乡差距，正是因为这个差距，他们才会送孩子上城里念书，因为漏斗效应，这更加剧了城乡差距，小农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支撑着这种恶性循环，他们只能在路径依赖的陷阱中重复着习惯化的行为。
沙漠化的农村教育废墟上留下了一堆满目疮痍的问题：越挣越紧的铁链恶化着农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创新没有人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了问题：辍学率攀升、学费暴涨、拖欠教师薪水、危险校舍、城乡教育机会差距继续扩大。有调查表明，几年来农民收入一直在下滑，每年农村收入要减少4000个亿——这正是在漏斗经济中成为空壳的农村经济失去活力的表现。
失衡天平上的加减法
贫困的农村为富裕的城市支付教育成本，稀缺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天平严重倾向城市，农村经济经过高等教育这个漏斗而成为空壳——重重的“剪刀差”和制度化的恶性循环使“教育”这个天使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掠夺农村智力资源与资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失衡的天平如何指向公平，畸形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如何趋向正义，农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产业化与公共性、国民待遇与成本分担，天平上的这个加减法到底应该怎么算？
据悉在各级财政中，乡财政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主要责任：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其中乡级财政就占到了48.3%，县财政占9.2%，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几乎没有，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而税费改革将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这个“包袱”到底扔给谁呢？教育支出就占到县级财政的50%左右，乡镇一级占到了75%左右，这样的县乡如何能够支撑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关键在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多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占了更大的份额。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意义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这条宏观杠杆调节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农村与城市、穷县与富县之间的差距。经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县里统管，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公正地分配教育成本。
在漏斗经济的效应中，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为农村”培养人才。这个制度设计中，农村大学生进城有着充足的利益驱动机制，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中缺乏利益驱动机制促使进城的大学生回乡为农村经济服务，有去无回的现实正好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相矛盾——这是典型的市场失效，成本与收益不能对称，需求与目标错位，斥贫趋富。而且，正如有些专家指出的是，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发展“为了农村、在农村”的农村教育，是以制度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央政府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多种优惠政策建立制度化的利益驱动机制，引导进城的大学生返乡，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承担的教育成本会自然从市场反哺机制中获得收益。如何获得收益呢？这种停留在理想化层面的宣传和诉诸于道德意义上的倡议在“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反而为掠夺和攫取笼上了合法的外衣，因为市场只会跟着资金和人才走。集中人才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纵容了城市在这个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城市非常体面地笑纳了这顿丰盛的免费午餐，“烛光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之类象征性的施舍对于庞大的农村教育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央政府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城市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通过多种途径补偿农村教育为培养出大学生所花费的成本。
中国农村教育特有的规律“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这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所承受的不可承受之轻，正是不公正的“剪刀差”投射在黄土地上的深深烙印，折射在农民心中的便是沉重的阴影。这个阴影上面写满了农村对于教育的怀疑，对于梦想的失望，对于那遥不可及爱恨交加的城市的观望的心也将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现实中，贫血的农村经济总有一天会被拖垮，农民受伤害的心总有一天会疲惫，没有利益驱动的农村教育也总有一天会停止供应免费的午餐，走向自身的终结，城乡之间将永远落下一道冷酷的铁幕。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农村经济不能从教育中获得益处，这样的教育能够维持长久吗？如果教育只能造成反比向的穷困潦倒，谁还会把钱再投入到教育消费中。要让农村从这个过程中获益，要让农村教育能够开出农村经济繁荣的花朵，要让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进城时脸上不再是疲惫的笑容而是轻松的快乐，这才是加减法的关键所在。
记得和一个村干部谈到城乡教育“剪刀差”和“漏斗”的比喻时，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思考，他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咱中国的，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农村付出教育成本，城市享受智力资源，钱都花在了中国经济发展上，无所谓谁来承担。质朴真诚的表达让笔者无言以对，我只感觉到，在中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中，如果这种剪刀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村经济总有一天会被这个漏斗掏空，那么，对于这个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国度，受伤害最大将会是谁？
记得一次田野调查中听到一个孩子的父母这样说：“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考大学，可我们的孩子上初中都没钱，怎么支撑到他上大学？读了初中不上大学，那是赔本生意，我们做不起，何况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咱又没有关系，工作又怎么找？”这种说法似乎对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的现状作出了另一种诠释：如果有一天，在市场经济当中成熟起来的农民们认定教育投资是一项“赔本生意”，坚持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寻找新的“奶酪”，那时侯，还有怎样的政策能调动他们对教育的积极性？
（网友：曹林）
作者的最新博客地址http://mumumu.bokee.com/
最近，国家教育部组织近百名专家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正式公布，这项成果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战略构想与具体行动方案，同时，许多长期沉淀在教育系统中的问题也被提到了研究和解决的台面上：比如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比如说人力资源的巨大与人口整体素质的差距明显，比如说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教育关怀”和“弱势补偿制度”的提法成为这项成果最受关注的“兴奋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上诸种问题的存在有一个相同的“瓶颈”和“死结”，就是都关涉到“农村教育”的难题和困境，农村教育的“贫困”中所包含的许多制度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很难迈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步子——那么，农村教育的症结又在什么地方呢？
“剪刀差”作嫁衣裳
常在农村调查，熟悉农村盛传的两个不成文的公认“定律”，其一称之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在一个不太富裕的村镇，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也就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
其二称之为“蠢儿理论”：书读得越来越高的人家羡慕邻居生了个“蠢儿子”，不用花钱供他读书，自己挣的钱自己用来做房子，全家都高兴，可偏偏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太聪明，一门心思从小学读到大学，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他们身上，还欠了一大笔债，大学毕业了又怕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借钱为他们“找路子”——留在农村的爹妈还是得自己挣钱还债，越想越划不来，看来，还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气。
农村致富的本质出路是依靠教育——这似乎是新闻报道宣传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为何在今天，农民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仅没有富起来，反倒生计困顿？从这种尴尬的“赔本生意”中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所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与困境。
农村经济可谓是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建国之初的价格“剪刀差”牺牲了农业支撑起城市今日繁华的工业基础，农业伤筋动骨，农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如今在教育领域，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剪刀差”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的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变本加厉地牺牲农村支撑城市：义务教育的名存实亡使农民直接承担起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成本，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大部分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而出去的人才因为缺少利益驱动而不会返回农村服务，农村付出了资金和人才的成本，最终取得“丰收”的却是城市。
1976年之前，财政拨款中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分配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省县具体执行，农村公社中学在贫穷和富裕地区可获得不同比率的资助，国家有责任在每个公社起码维持一所中学。农村学校在公社管理之下，由国家和地方资源共同支持，赤字将由上一级（地区或省）补贴，通过统一的国家预算，城市为农村、富裕地区为贫困地区补差。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农村教育承受了中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照。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1976年后的教育结构改革，城市教育成为这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农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承受与城市的“教育剪刀差”：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学生上大学作准备，这使城市教育可以继续接受政府的各项资助保障，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其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负上沉重的资金压力，以致于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资金和人才自然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而流向城市。由于乡镇一级的教育管理和经费筹措能力过于薄弱，农村教育和整体经济在这种“剪刀差”中暴露出重重的矛盾：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首先发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学生的学杂费，而这一措施又导致了严重的农村儿童失学现象。怎么办呢？县财政没有钱，乡镇财政好不到哪儿去，村里更是穷得不行，最后包袱被甩到学校，学校怎么有能力解决经费问题呢？结果还是增加学杂费，包袱还是直接到了农民手中。
农村教育就在这样的政策修补中度日如年，以至问题越积越深，压在农村家庭身上的教育成本投入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年初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2%，而县乡两级负担的87%基本上都直接来自农民 ——实际上，农民直接承担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培养成本，1999年6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的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的教育成本压力雪上加霜。
如果我们把上大学从以“农村家庭”转化到以整个“农村”经济体为分析主体，就会看到“漏斗”和“剪刀差”的影子：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是由农村承担。而最后学生大学毕业留在城市里工作，是由城市来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获智力资源的专业技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学生缺少返乡的利益驱动机制——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能够脱离黄土地，扎根到都市的繁华和富足之中，有几个愿意回乡支农创业；城市又缺少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对农村的教育成本付出缺少补偿，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大学生就业后从公司获得的工资收入并不属于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因为“农转非”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城市经济体中的一部分。农村教育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人作嫁衣裳”，赔了人才又贴钱。
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资金和智力支持，但在教育系统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化过程中，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最优秀的智力资源也通过高等教育这条路径走出农村。为了支撑孩子上学，家里的劳力到城里打工赚钱，劳动力资源也流入城市，结果赚回来的钱又会以教育投资的形式返回到城市。这几个循环中，资金、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流向了城市，农村仅仅留下了贫瘠的土地和绝望的炊烟。
“漏斗”中的空壳农村
实际上，通过城乡教育“剪刀差”这个漏斗的过滤，农村几乎成了空壳，经济发展在被掏空的基础上根本没法进行：为了供孩子上学，家里的劳动力跑到城市里打工赚钱；为了支付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的这费那费，必须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很多的家庭更是大举外债，借完亲戚借邻里，借完邻里借邻里的亲戚，曾经在报纸上见到过有个村庄举全村之力供养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的事情，总之是农村家庭通过各种途径聚集起来的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了城市，这个比例常常会占到每个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几百，而且殃及亲朋好友（农村因为供养一个大学生借穷一个家族的事情常有发生）；最后呢，能够通过高考走进大学的农村伢差不多都是农村的年轻精英，代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他们经过高等教育也走进了城市，有去无回，农村剩下的只是38617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农村教育筛选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进了城，淘汰下来的众多人力资源留在了农村，数量供给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伴随着低素质。据统计，我国1990- 1999年新增劳动力总数为1.89亿人，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才仅占3.5%，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占14.5%，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46%，有 36%的新生劳动力还达不到初级技术所要求的文化程度。目前，我国低素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留在农村，形成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农村靠什么来发展呢？
教育是农村致富唯一的出路，但在漏斗经济的“剪刀差”中，这条道路似乎被异化了——正是因为这条致富道路，农村成了空壳。“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二难困境折磨着农村，折磨着教育，折磨着农村家庭，教育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一条越挣越紧的铁链。
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更加剧了这种痛苦。1999年底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来自农村，城乡大学生之比是4：1。我国城乡人口之比差不多是2：8，那么，农村人和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之比就是1：16，为了上大学，农村伢要付出比城里孩子更多的努力。所以在农村里就流行着这样的逻辑：为了上大学，就得拼命挤进重点高中，为了挤进重点高中，就要多交更多的钱——这条路是“越陷越深越迷惘”。
作为每个追求私利的农村家庭是感受不到这种“漏斗”和“剪刀差”的，对于他们来讲，“农村经济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永远不会成为他们思考的主体，他们想到的只会是这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精打细算的落脚点总会落在家庭利益最大化这个层面上。他们只会想到光宗耀祖，家里出个大学生很光荣，上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培养个有出息的儿子以防老这些问题。他们不会想到这个过程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城乡差距，正是因为这个差距，他们才会送孩子上城里念书，因为漏斗效应，这更加剧了城乡差距，小农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支撑着这种恶性循环，他们只能在路径依赖的陷阱中重复着习惯化的行为。
沙漠化的农村教育废墟上留下了一堆满目疮痍的问题：越挣越紧的铁链恶化着农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创新没有人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了问题：辍学率攀升、学费暴涨、拖欠教师薪水、危险校舍、城乡教育机会差距继续扩大。有调查表明，几年来农民收入一直在下滑，每年农村收入要减少4000个亿——这正是在漏斗经济中成为空壳的农村经济失去活力的表现。
失衡天平上的加减法
贫困的农村为富裕的城市支付教育成本，稀缺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天平严重倾向城市，农村经济经过高等教育这个漏斗而成为空壳——重重的“剪刀差”和制度化的恶性循环使“教育”这个天使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掠夺农村智力资源与资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失衡的天平如何指向公平，畸形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如何趋向正义，农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产业化与公共性、国民待遇与成本分担，天平上的这个加减法到底应该怎么算？
据悉在各级财政中，乡财政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主要责任：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其中乡级财政就占到了48.3%，县财政占9.2%，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几乎没有，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而税费改革将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这个“包袱”到底扔给谁呢？教育支出就占到县级财政的50%左右，乡镇一级占到了75%左右，这样的县乡如何能够支撑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关键在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多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占了更大的份额。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意义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这条宏观杠杆调节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农村与城市、穷县与富县之间的差距。经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县里统管，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公正地分配教育成本。
在漏斗经济的效应中，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为农村”培养人才。这个制度设计中，农村大学生进城有着充足的利益驱动机制，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中缺乏利益驱动机制促使进城的大学生回乡为农村经济服务，有去无回的现实正好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相矛盾——这是典型的市场失效，成本与收益不能对称，需求与目标错位，斥贫趋富。而且，正如有些专家指出的是，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发展“为了农村、在农村”的农村教育，是以制度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央政府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多种优惠政策建立制度化的利益驱动机制，引导进城的大学生返乡，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承担的教育成本会自然从市场反哺机制中获得收益。如何获得收益呢？这种停留在理想化层面的宣传和诉诸于道德意义上的倡议在“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反而为掠夺和攫取笼上了合法的外衣，因为市场只会跟着资金和人才走。集中人才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纵容了城市在这个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城市非常体面地笑纳了这顿丰盛的免费午餐，“烛光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之类象征性的施舍对于庞大的农村教育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央政府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城市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通过多种途径补偿农村教育为培养出大学生所花费的成本。
中国农村教育特有的规律“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这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所承受的不可承受之轻，正是不公正的“剪刀差”投射在黄土地上的深深烙印，折射在农民心中的便是沉重的阴影。这个阴影上面写满了农村对于教育的怀疑，对于梦想的失望，对于那遥不可及爱恨交加的城市的观望的心也将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现实中，贫血的农村经济总有一天会被拖垮，农民受伤害的心总有一天会疲惫，没有利益驱动的农村教育也总有一天会停止供应免费的午餐，走向自身的终结，城乡之间将永远落下一道冷酷的铁幕。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农村经济不能从教育中获得益处，这样的教育能够维持长久吗？如果教育只能造成反比向的穷困潦倒，谁还会把钱再投入到教育消费中。要让农村从这个过程中获益，要让农村教育能够开出农村经济繁荣的花朵，要让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进城时脸上不再是疲惫的笑容而是轻松的快乐，这才是加减法的关键所在。
记得和一个村干部谈到城乡教育“剪刀差”和“漏斗”的比喻时，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思考，他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咱中国的，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农村付出教育成本，城市享受智力资源，钱都花在了中国经济发展上，无所谓谁来承担。质朴真诚的表达让笔者无言以对，我只感觉到，在中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中，如果这种剪刀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村经济总有一天会被这个漏斗掏空，那么，对于这个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国度，受伤害最大将会是谁？
记得一次田野调查中听到一个孩子的父母这样说：“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考大学，可我们的孩子上初中都没钱，怎么支撑到他上大学？读了初中不上大学，那是赔本生意，我们做不起，何况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咱又没有关系，工作又怎么找？”这种说法似乎对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的现状作出了另一种诠释：如果有一天，在市场经济当中成熟起来的农民们认定教育投资是一项“赔本生意”，坚持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寻找新的“奶酪”，那时侯，还有怎样的政策能调动他们对教育的积极性？
（网友：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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